‘沙登新村巴沙’属客家新村，包括小贩和消费者。这区的巴沙我曾去过几趟，尤其是在头一趟的摄影记录时，我还被当地的人指头骂脚。原因在于当时有人抹黑沙登新村巴沙的环境污垢，进来的人都是披着羊皮的摄影师，挂名说是来摄影记录，其实是来探环境和寻找机会来抹黑该地区与受害者。
在我后来的一番解释，明白了来意，并非他们所想的，我再得以释怀，继续我的摄影记录。
沙登新村巴沙的历史也不怎么的确定，我知道的是在1974年后从沙登新村(Serdang)的名称改为
史里肯邦安(Sri Kembangan)但是居民至今还是沿用沙登新村这个名字。
摄影：陈利洋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二战后，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7月12日马来亚紧急状态时颁布紧急法令并推行毕礼斯计划，把散居在新街场、椰园、芎蕉园、沙登埠、古腰（Kuyoh）、横路、竹山拗和巴郎勿刹（Prang Besar，即布城）等地，约300个家庭的华裔聚集在老蒲种一片占地137公顷的胶园，于1952年正式组成沙戥新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华人援助马来亚共产党。[3]
当时的新村坐落在古腰河边，村里有五十座房子，这些房子全都是由村民徒手建造的，因英国人只提供空地给村民。一万五千多名居民中，大多数以割胶、采矿、种菜和养猪为生，以赚取微薄的收入。
1960年7月31日，
东姑阿都拉曼宣布结束12年45天的紧急状态。新村的围篱被拆除，而村民也不必再受严禁的管制。在1960年初期，在人口不断的增长下，原有的住宅区也不敷居住，这造成了一部分的村民把在古腰河旁及现在的和平村一带的耕种地段改建成木屋。这也是当时沙登新村最大的木屋区。这个原本的耕种地段大约有28依格，建立了660多家木屋。在70年代，居住在这个木屋区的居民一直尝试争取重建木屋，但一直得不到下文。沙登新村下有12个地区，加上木屋区一共有13个区，因治安问题而在每个地区成立了亲善委员会，每个地区都由一位区长领导。
7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政府开始在大马计划拨款发展新村以提高村民的生活素质，并把新村纳入国家发展主流之内。沙登新村于1974年被政府改名为史里肯邦安，以配合时代的迅速发展。政府也开始推动及实行一系列发展计划如房屋发展计划，包括于1977年兴建沙登卫星市 （Taman Seri Serdang）、沙登再也、沙登拉也、沙登岭、沙登花园、大学岭等，使村内原有的2600家住户增至15000千户。同时，村民逐渐从农业与采矿业改行家具业、建筑业、种植杨桃和鞋业等。
随着锡矿业在80年代没落后，沙登新村逐渐发展成中小型工业区，尤其以鞋业为主。当地的鞋业在90年代进入盛况时期，村内有约300至400家鞋厂，而近乎90%的村民是从事与鞋业相关的行业，当时也计划在附近一块30.4英亩的土地上兴建鞋城。然而该计划却因土地被变卖，全盘计划最终被取消，逾90%与鞋业相关的业者经不起打击和中国的崛起而纷纷被淘汰，如今仅剩下约30至40家鞋厂仍努力的支撑着。
华人新村于80年代初由地方议会改为“「发展暨治安委员会」（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JKKK），取代于1967年实行的地方政府。实行后由政党推荐人选出任委员会主席（即村长），负责替村民解决民生问题，并充当政府及村民的中间人。这个简称村委会的组织由村长为主席，一位秘书及十三位成员所组成。
80年代尾，木屋区地段被私营化机构回收，600多家的木屋也被拆除，居住在木屋的村民也被搬迁到组屋居住。
步入90年代，在政府极力将工业集中下，制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村内开始建有不少的中小型工厂，如鞋厂、巧克力厂等，并以工业和贸易取代所有的农业活动。制鞋业也成为了沙登新村的特产之一。在90年代的沙登新村已发展成为鞋子制造中心。而沙登周围也出现了
博特拉大学、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农业研究院、马来西亚油棕研究院和多媒体超级走廊等发展计划。新村获得极大的改善，使得拥有车辆的人数日愈增加，造成主要街道面临塞车。
步入2000年，沙登从一个简陋的新村，渐渐跟上现代化的步伐，成为一座市镇。在城市附近的新村，受到城市化的催激而迅速发展，经济活动已逐渐迈向现代化，例如饮食业、服务业、汽车业、印刷业、电子科技业、旅游业及国际化企业。当地的工业活动，制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也使年轻一代没有向外流失，相反许多外地人陆续涌入，人口逐年上升，在教育水平方面也逐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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